袁一丹 | 周作人造何与傅斯年交恶?

原标题:袁一丹 | 周作人造何与傅斯年交恶?

袁一丹

箭弦文章

1945年12月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次年5月解至南京,关押于老虎桥监狱。狱中周氏作打油诗度日,后来结集为《老虎桥杂诗》。这批周围不幼的狱中诗,大多心气平安,或感怀去昔,或追忆儿童生活;但也有极辛辣仇毒,“欠缺松柔敦厚之致”的“箭弦文章”,泄漏出周作人身陷囹圄时的心绪首伏。

《老虎桥杂诗补遗》(即《忠舍杂诗》)题识写道:“前录杂诗多所屏舍,近日重阅,觉得亦是前尘梦影,屏舍亦属怅然,因复添甄录数首,其比较尖刻者仍在删薙之列,唯首尾二章仍其旧,盖所谓箭在弦上之势也”。明知“尖刻”,有违诗教传统,为何不忍屏舍?试望《忠舍杂诗》首章,题为《骑驴》,诗云:

仓促骑驴出北平,新潮馀响久销沉。

凭君箧载登莱腊,西上巴山作义民。

值得仔细的是诗后的一条自注:“骑驴系清朝状元傅以渐故事,此乃谓傅斯年也。”傅以渐,山东聊城人,清朝开国状元,因身形胖硕未便骑马,常骑驴上朝。顺治帝赐《状元骑驴图》并题诗云“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驴如飞”。抗制服利后柴德赓回辅仁大学讲清代学术史,指斥士医生异国民族思维,谓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第别名是傅以渐,聊城人,“去年傅斯年师长挑过傅以渐,原本是他的先世”(《清代学术史讲义》第一章)。周作人《骑驴》诗后两句,则化用南宋笔记《鸡肋篇》中登莱义民食人肉的故事,奚落忠义之士的假面背后躲着强横的食人者。

这首不忍删薙的“箭弦文章”,颇有“掐臂见血”的痛感,指向抗制服利后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主导哺育退役做事的傅斯年。周作人对傅斯年的恶感,不止狱中这一两首打油诗,诗中不得不发的仇气直至建国后仍未消退。1950年6月作的《〈新潮〉的泡沫》一文中,周作人斥傅氏为“假正人”、“‘蒋二秃子’的帮恶”,说他“首终打着北大、蔡孑民、胡适之的旗号,在文化文物上做特务的做事”。该年12月傅斯年以脑溢血猝物化于台湾,周作人还不依不饶,不息作文揭他的老底:以黄侃门生的资格参入《新青年》阵营,痛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笔,枕头底下却藏着一本《秋水轩尺牍》这样,视其为旧文学的叛徒、新文化的奸细。

睁开全文

1946年傅斯年与蒋介石同游文天祥祠,于正殿“万古纲常”匾额下相符影

风雨欲来

按理说傅斯年是周作人的弟子辈,周氏为何对一后辈大起火气,其仇气由何而来?周、傅二人之交恶,首因于1945年抗制服利后哺育退役及吸收假北大的风波。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行家生分批南迁,与清华、南开相符并为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相对的,是日假扶植的“假北大”。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屈从后,假北大成为周作人末了的避风港。7月终周氏本已璧还了假北大的聘书,8月20日又批准就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一职。据邓云乡回忆,其时重庆吸收人员尚未北上,假北大在8月末照常注册开学,周作人造文学院开的课是“佛典文学”。9月13日周作人日记称“上午九时去文院,十时上课一幼时,收本月款”;9月27日仍“去文院上课”,10月19日“上佛教文学班”。但在邓云乡记忆里,9、10月间周作人虽每日仍坐着白铜饰件的自用洋车到沙滩红楼来,却并未上课,课是由老友许寿裳之子许世瑛代上的。

抗制服利、北平光复后,曾出任假职的周作人心境如何?是愧疚懊丧,照样忐忑担心?据留居北平的常风回忆,1945年9月15日《华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国民当局任命的吸收平津两地各部分的大员的名单,二人闲聊中,周作人挑及《华北日报》上吸收大员的名单,说:“(沈)兼士是文教部分的吸收大员,倘若能见到他,吾倒想请他派吾到日本吸收被劫走的文物。” 常风仔细到,周氏说这话时“照样和平日相通微乐着,不动声色”,仿佛“现在发生的壮大事件对他竟然毫无相关似的”。

周作人的这栽镇静,或者说无邪的乐不悦目,意外是人前的假装。抗战时期与周作人相关亲昵的上海文人周黎庵,对1945年8、9月间的周作人日记很感有趣。由于8月中旬正是日本向作战友邦无条件屈从之时,而9月终又是国民党北平当局进走肃奸大周围逮捕之日,以周作人之明,自然清新难逃此劫。这一个多月以待罪之身,他原形做了什么?在周黎庵望来,是很有意味的事。据周黎庵所见之《秋鐙琐记》,在那四十多天的解放生活中,周作人照样照常逛琉璃厂旧书铺,照常收购书画古玩,形式上镇静自在,一点不露风雨欲来的恐惧情感。这也能够与常风的不悦目察相印证。*

让周黎庵念念不忘的一点是,周作人这暂时期购置的书画,多与“性”相关。有一篇日记中挑到他买到了一幅《宋太宗强幸幼周后图》,实际上是一幅工笔精绘的春宫图,画四个宫女捉住幼周后的手足,宋太宗襆头纱袍,站在幼周后身前。这则日记一反以前流水账式的记法,周作人细写了很多李后主与幼周后偷情,以及入汴后幼周后每次逢召入宋宫,出必唾后主之面的故事。周黎庵以为,周作人自是钻研性心思的行家,在这幅春宫图中,“性”指代的是“一旦归为臣虏”的伦理逆境。

不堪得说

1945年10月6日,周作人日记谓“拟寄信谕傅斯年,但亦不堪得说,故且止也”。“谕”字已端出上告下的姿态,但什么事令周氏欲言又止,他为何要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上给远在西南的傅斯年写信?10月7日周作人日记称“写致傅书了,以稿示绍原,但仍不拟寄去也”。江绍原系苦雨斋四大弟子之一。一向写文章不打草稿的周作人,为何要将写给傅斯年的信稿先给身边靠近的弟子望。信既然已经写好了,为何不打算寄出去,周作人到底在顾忌什么?10月8日周氏“上午抄改傅书,拟仍托空邮寄去”。9日“上午抄致傅函”,寄给原北大校长蒋梦麟。10日“印抄致傅书一份,拟寄给朱骝先教部长一阅”。朱骝先即哺育部长朱家骅。同日下昼“又抄一份讫,拟存”。11日“寄朱骝先、傅斯年信”。从10月6日打算给傅斯年写信,到11日正式寄信,周作人徘徊再三,可见信中所言之原形在“不堪得说”。此信除寄给傅斯年外,还先后抄送给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哺育部长朱家骅,并自家存底一份,可谓郑重其事。而这封信正是周、傅二人战后交恶的导火索。

从近年清理出版的《傅斯年遗札》三卷本中,笔者尚未发现与此信直接相关的线索。去年12月有机会赴台湾“中央钻研院”调阅历史说话钻研所珍藏的“傅斯年档案”,然而在傅斯年图书馆挑供的纸本现在录中,也异国找到这封信的踪迹。但幸运的是,“中研院”近代史钻研所藏朱家骅档案中,存有此信的一份撮述。这页档案被归入“人才人事”系列,“周作人”名下仅有此页原料,档案号为77220/2880。“来文机关或姓名”一栏填的是周作人,“文到日期”为“卅四、十、廿六”,即1945年10月26日。此页档案上注有“原函特存”的字样,外明周作人抄送给朱家骅的这封信“见特存卷”。固然现在尚未见到“特存卷”中周作人致傅斯年的原函,但据朱家骅档案,该信要点如下:

一、闻傅孟真君在哺育退役会议中主张新定手段,私塾停闭,弟子重走甄别分发,稍涉苛细,如能赐予施舍,万多感戴。

二、弟留滞北方,辱在泥途,唯自问对于中国略有所尽。

三、抄致傅函,请察阅。

信末注解寄信地址:“北平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这页档案贴在一张稍大的“哺育部用笺”上,笺纸上印有“1946.8”。

李逵打前卫

除了为本身“事假”辩解,周作人信中最先指斥傅斯年在哺育退役会议上的主张“稍涉苛细”,这也许是促使他“寄信谕傅斯年”的动机。1945年秋傅斯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抗制服利后,文教界面临着私塾回迁、陷落区与大后方的哺育资源重新整相符的难题。在这一专门时刻,傅斯年“贸然代理”北大校长一职,自知是“跳火坑”。他向友人抱仇道:“北大之敌人多矣,随时可来清理,且此时不攘外即无以自主,此尤使弟斗志振奋,而又不得不戒惧者也。”“不攘外即无以自主”,是傅斯年掌校期间的基本“国策”。对于民族认识极强的傅斯年而言,使其“斗志振奋”的北大之敌,无疑是打着“北大”招牌的假北大,及卢沟桥事变后“留滞北方、辱在泥途”的假北大教授。

抗战时期的傅斯年

傅斯年接手北大代理校长一职后,却异国即刻北上,9月上旬一向在重庆积极参与全国哺育善后退役会议的筹备做事。他向友人泄漏:“此间事,望来与北大无关,实皆息戚相关,故哺育会议不得不竭力”。从周作人的响答可知,傅斯年在哺育退役会议上的一番竭力,实在相关到北大战后之运命。9月20日哺育退役会议揭幕,21、22日分组审阅,第一组审议关于内迁哺育机关之退役题目,傅斯年为齐集人之一。会后他向夫人俞大綵倒苦水说,从20日正式开会到25日,“说话至第二多,真实累物化吾,不得不帮骝先(笔者注:朱家骅)忙,效果吾捱很多骂”,“原形是,骝先好与吾商酌,而十之七八不听”,“然而外人不知也,以为他的一致事由吾负责,一次哺育会,弄得吾成多矢之的。重庆再不走久居矣”。这封家书道出哺育退役会议上傅斯年在台前幕后的影响力,尤其是哺育部长朱家骅对傅氏的倚赖。老友蒋廷黻调侃傅斯年大包大揽的做事风格,戏封他为“太上哺育部长、太上中央钻研院总做事、太上北大校长”。由这一长串封号,可知号称“傅大炮”的傅斯年在战后哺育退役做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在胡适回国前,由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这个手段,用傅斯年本身的话说,是“宋江出马,李逵打前卫”,一个唱红脸,一个扮白脸,有利亦有弊。傅斯年明知是火坑,还要纵身跳下去,由于对战后的北大而言“此时关键最大”。文教界对“黑旋风”响答纷歧:“校中同人,起劲得要命,校外关切者,起劲得要命。清淡社会,不曾异国人以为来势太猛,赌钱游戏可以赚现金因而疑心”。对于北大内部,稀奇是国文系的状况,傅斯年的望法是:“孙子书、孙蜀丞、俞平伯在北平苦苦持志(三人似可择聘)”,“此系绝对有手段,但主任无人。”清晰把时任假北大国文系主任的周作人倾轧在外。傅斯年去信催促胡适赶紧回来,他用半开玩乐,半是要挟的口吻说:“吾这几个月一定闹得空气很主要。非师长早回来,有出大岔子之能够。”

又闻巷内驴鸣

北大回迁,矛盾重重;哺育退役,前景亦不清明。在这一过渡时期,身兼“太上哺育部长、太上中央钻研院总做事、太上北大校长”三职的傅斯年,精神处于极度的担心与主要中。傅斯年向胡适交底说:“骝先性情倔强,能声援到何时,全不走定。北大事骝先绝对声援”,“无论前途如何,吾们抖首精神去干,总能够比得过(outlive)这些妄人”。在北大的事情上,傅斯年自夸能得到哺育部长朱家骅的“绝对声援”,但哺育退役不光关涉到北大一家的益处。如那里置收复区的假大学、假教授、假弟子?在这个敏感题目上,“太上哺育部长”便与哺育部长存在不相符。

1945年11月哺育部长朱家骅赴京沪平津等地视察哺育退役情形,方才认识到“收复区弟子多多,就学题目确甚主要,尤以各地四乡治安未复,失学青年日添,亟待安放施舍”。如何安放这些面临失学的“假弟子”,据11月28日《申报》报道,北平各大学整齐改称“补习班”,如假北大文学院改第二补习班,主任郑天挺,待补习完毕,则与回迁各大学相符并。对于哺育部发明的“补习班”这一缓冲装配,正宗认识甚强的傅斯年大为光火。**他在家书中抱仇:“北平方面,弄得极糟。骝先去,因环境空气,柔化了。吾欲去纠正之,他不让吾去。”可见在假北大的处置上,朱、傅二人意外步调一致,傅斯年急于为北大争正宗,而朱家骅行为一部之长,为安详大局不得不有所迁就。

以补习班的名义吸纳假弟子、假教员,无异于变相承认了假大学的相符理性,傅斯年即刻对朱家骅的态度“柔化”进走纠正。据北平各报载11月30日重庆专电,傅氏已由昆明返回重庆,准备飞赴北平,同时对记者重申了其对假北大的处置手段:

假北大之教职员均系假结构之公职人员,答在附反之列,异日不走担任教职;至于假北大之弟子,答以其学业为重,已最先补习,俟补习期满,哺育部发给证书后,能够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以前级,私塾将予收留。

傅斯年固然态度坚硬,但仍将假教员与假弟子不同对待。12月7日傅斯年在重庆向《申报》记者更详细地阐述了本身在假北大题目上的立场。他强调专长以上私塾须要为下一代青年对于“礼义廉耻”四字,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并指出假北大教给与北大毫无相关,由于七七事变后北大教员分批内迁,除周作人一二人外,留平的幼批教员亦均转入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任职。傅斯年以北大代理校长的身份公开声明:

自夸不悦目点言,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明春返国之胡适校长,以及北大教授整体,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本人偏见,十足一致,无论现在异日,北大均不容假校假结构人士插足其间。

这篇说话末了,傅斯年再度以朱家骅作后盾,坚称“北大有绝对解放不约请任何假校假结构之人任教,此点已获朱部长批准”,其方针在“求确保北大干清清洁之声誉”。

傅斯年行为北大代理校长的外态,1945年12月7日《申报》

傅斯年这番外态彻底堵物化了周作人的后路,难怪周氏日记称:“见报载傅斯年说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正好,因记之文末。”将傅斯年的说话比作“驴鸣”,是黑用明遗民傅山的典故:“此乃驴鸣犬吠,何好于国家?”

两脚羊

傅斯年并异国公开回答周作人的“求情信”,但从他对假教员的处置手段可知,绝不会念及以前的师生情分,在北大退役后为周作人留一席位。被“扫荡”出北大,期待周作人的是大周围的汉奸搜捕及更厉肃的汉奸审判。1945年12月5日晚,北平首次搜捕汉奸,就逮者约二百四十名,包括王荫泰、王克敏、王揖唐等假华北政务委员会的首脑人物。北平当局此次逮捕汉奸的标准,为只问走为、不问动机。周作人被捕时据说坚决不承认本身是汉奸,也许如他致傅斯年信中所言,“自问对于中国略有所尽”。且无论“中国”之所指,周作人一再剖白“吾所专一”,则是纯粹的动机论。

12月7日傅斯年在假北大题目上的公开声明,有先斩后奏的疑心,意外得到哺育部长朱家骅的“绝对声援”。12月13日傅斯年得知假北大教员请求聘书,并得到北平走营主任李宗仁的怜悯,致朱家骅急电谓“如李主任对此辈假校教员再让步,以后各收复区哺育政令皆不及执走,不特北平而已”。***

1946岁首北大能够说是“两头着火”。傅斯年家书称,昆明这儿正闹学潮,而北平方面办补习班,“大迁就”,“大批假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窒碍”。他信念“扫荡”假教员,决不为北大留下隐患。傅斯年坦言,在矛盾丛生尤其是人情与法理冲突的局面下,“胡师长办,远不如吾,吾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吸收假北大,牵涉到假教员的生计、假弟子的前途,再添之中央与地方的角力、哺育部吸收政策的一再,势必是场恶仗,这也就是为何宋江出马前,要派李逵打前卫。

1946年4月5日傅斯年跟同事汤用彤分析现象说,西南联大解体后,清华、南开可走、可不走,北大则异国选择的解放。由于北平有几千弟子,倘若补习班不息然终结,一定会“反客为主”。这些弟子必请求挂首北大的牌子来,假教员又必因不息开班而留任,甚至请求正式约请。眼下当局权威日就衰亡,地方势力已准备让步;若异国朱家骅的声援,哺育部也极能够迁就。以是北大之存亡,在傅斯年望来,取决于能否尽早回迁。倘若不赶在1946年暑假退役,恐怕假北大借尸还魂,摇身一变,能够客气些,叫“北京大学分班”,或更客气些,叫“北平暂时大学”,无“补习班”三字,然必有“北”、“大”二字,必简称“北大”,“从此据吾们的房子,用吾们的仪器,而以正宗自居”!于是北大以假教授为主体,“尚堪问乎”?

5月4日傅斯年由重庆飞抵北平,主办北大迁校事。7月胡适回国,9月接任北大校长,傅斯岁暮于跳出火坑,终结了“为人拉夫”的苦差。而此时周作人已在南京老虎桥狱中,只能靠打油诗发泄他的仇嗟:

悲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

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讲学称贤能,显要参政议。

千年诚旦暮,今古无二致。旧事傥重来,新潮徒欺世。

“两脚羊”这样,仍是因袭南宋笔记《鸡肋编》中义民吃人的故事,被食者中“老瘦外子谓之饶把火,妇女少艾者名之为美羊,幼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现在为两脚羊”。周作人《老虎桥杂诗》题记自称“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两句,仿佛是神来之笔,“能够算是打油诗中之最高境界”。“食人大有福”至“新潮徒欺世”,均针对傅斯年而言。在自比于“两脚羊”的周作人望来,以前新文化活动的弟子领袖、《新潮》月刊的发首者已跻身“食人”者的走列。

本文选自《此时怀抱向谁开》(袁一丹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原刊于《读书》2014年第10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补注一:1945年日本宣告屈以前后周作人的生活状况,可与陷落时期曾任教于假北大的容庚相对照。据《容庚北平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1945年9月9日日本在南屈从,9月10日阅《颜氏家训》,9月11日下昼编《自传》,9月12日早编《家谱》,9月13-15日编《家乘》,9月16、17日写曾祖父、祖父、高祖父诗稿。容庚这暂时期仍至北大上课,参添校务会议,游公园望画展,游琉璃厂游幼市。

补注二: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可见傅斯年对补习班的不悦。郑天挺本任北大教授兼秘书长,其时又任哺育部北平暂时大学补习班第二分班主任兼代总务长,哺育部平津区哺育退役辅导委员会委员。据1946年1月14日郑天挺日记,南中(昆明、重庆)同人所仔细者三事:一、校产,二、求教员,三、补习班与北大不相不息,皆要图也。2月6日昆明同人以为他“在此专为补习班协助,不问北大事”,傅斯年来函劝他辞补习班事;5月28日郑天挺为补习班第二班外国语文系日文组弟子学籍事与傅斯年争执,傅指斥他“畏事”,包庇补习班弟子,“而谓弟子习日文为别具腑肝”。6月4日傅斯年谓其“处处帮雪屏,处处帮补习班,而不帮北大,又太和平。岂其然乎?岂其然乎?”

补注三:1945年12月3日容庚日记:“早去北大,讨论傅斯年谓北大教职员为附反不及再用事”;12月5日“早与教职员代外访李宗仁走营主任,约下昼三时相见。下昼复去,由参议董某先接见,态度甚真挚”;12月6日“揽镜自照,消瘦得多,决自今日首脱离私塾一致事务,除上课外不复多管闲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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